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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文章怎样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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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是动物中心主义、生物中心主义,还是生态中心主义,都是我们人为地进行分门别类。对待动物、生物界或是整个生态系统,究竟应该采取怎样的一种态度?每个人可能都会有自己的不同回答。这里选录的是几篇生态伦理的经典文章。

  一、《所有动物都是平等的》——彼得·辛格许多被压迫团体都在积极地为平等而抗争。经典的例子是黑人解放运动,该运动要求结束那种把黑人视为二等公民的偏见和歧视。

  黑人解放运动的巨大号召力及其所取得的初步(即使有限)胜利,使得它成为其他被压迫团体仿效的榜样。之后,我们又目睹了西班牙裔美国人、同性恋者以及其他各种各样少数派团体的解放运动。当妇女这个多数派团体开始她们的抗争时,有些人以为,我们已经走到解放运动道路的尽头了。据说,性别歧视是普遍被人们接受的最后一种歧视形式;即使那些向来以摆脱了对少数民族的种族偏见为自豪的自由人士,也曾明目张胆地犯过性别歧视的错误。

  不过,我们对“现存的最后一种歧视形式”这类高论应时常保持警觉。如果说我们已从解放运动中吸取了什么教训,那就是:在这种偏见被明确指出来以前,要意识到我们的态度中对于某些特殊团体的潜在偏见是非常困难的。

  解放运动要求我们扩展我们道德的应用范围,扩充或重新解释有关平等的基本道德原则。人们发现,以往许多曾被视为理所当然和在所难免的实践,不过是一个尚未得到证明的偏见的产物。确实,谁敢信心十足地保证说,她或他的全部态度和实践都是无可指责的呢?如果不想被列入压迫者的行列,我们就必须准备重新反省自己最基本的态度。我们需要从那些被我们的态度和源于这些态度的实践所伤害得最严重的存在物的角度来反思这种态度。如果能够实现这种超凡脱俗的视角转换,我们就会在我们的态度和实践中发现这样一种模式:我们总是靠牺牲一个团体的利益来使另一个团体获利,而我们自己往往就是这个获利团体的成员。把握了这一点,我们也许就会理解一场新的解放运动的到来。我所倡导的是,我们在态度和实践方面的精神转变应朝向一个更大的存在物群体:一个其成员比我们人类更多的物种,即我们所蔑称的动物。换言之,我认为,我们应当把大多数人都承认的那种适用于我们这个物种所有成员的平等原则扩展到其他物种身上去。

  这似乎是一个偏激的推论,更像是其他解放运动的一个模仿次品,而非一个严谨的目标。事实上,“动物的权利”这个观念在过去的确被看作是对妇女权利的拙劣模仿。当女权运动的先驱沃尔斯通·尼克拉夫特在1792年出版其《妇女权利的辩护》一书时,她的观点广泛被认为是荒谬的,而且还遭到了一本名为《畜生权利的辩护》的论文集的讽刺。做此讽刺的作者(实际上是剑桥杰出的哲学家泰勒)试图通过揭示这一点来反驳沃氏的观点,即她的观点还可以向前作进一步地推论。如果这种观点应用于妇女是可行的,那它为什么就不能应用于狗、猫和马呢?拥有权利的这种理由似乎也同样适用于这些“畜生”。但是,主张畜生也拥有权利是十分荒谬的。因此,推导出这一结论的推理必然是不可信的。如果这种推理应用到畜生身上是不可信的,把它应用到妇女身上也是同样不可信的,因为这两种推理使用的都是同样的理论前提。

  我们反驳这种观点的一种方式是,指出用来证明男女平等的理由不能完全延用到非人类动物身上去。例如,女性拥有选举的权利,因为她们有着与男性一样的做出理性决定的能力。但是,狗却不能理解选举的意义,因而它们不可能拥有选举的权利。在男性和女性之间有着许多明显的相似之处,而人与其他动物之间却差异甚大。可以说,男性和女性是类似的存在物,应拥有平等的权利;而人类与非人类动物却彼此不同,因而不应拥有平等的权利。

  到此为止,用来反驳泰勒的类比论证的上述观点基本上是正确的,但却不能再往前推了。在人类和其他动物之间确实存在着许多重要差别,这些差别必定会带来二者在权利方面的某些差别。但是,承认这一明显的事实并无碍于把平等的基本原则推广到非人类动物身上去。存在于男女之间的差异同样不可否认;妇女解放运动的支持者清醒地意识到,这些差异会带来不同的权利。许多女权主义者都主张,妇女有堕胎的权利。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人既然在为男女平等而抗争,那她们必定会支持男人也拥有堕胎的权利。由于男人不能怀孕,因而去谈论他拥有堕胎权是毫无意义的。同样,一头猪不能选举,因而去谈论它的选举权也是毫无意义的。那种把妇女解放或动物解放与这类无稽之谈搅和在一起的做法是毫无根据的。把平等的基本原则从一个团体扩展到另一个团体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以一刀切的方式来对待这两个团体,或假定两者拥有完全相同的权利。我们应否这样做取决于这两个团体的成员的本性。我将证明,平等的基本原则是关心的平等,而对不同存在物的平等关心可以导致区别对待和不同的权利。

  因此,对泰勒模仿沃氏观点的企图还可以有一种不同的反驳方式。这种方式不是否认人类和非人类动物之间的差异,而是深入到平等问题的核心,并最终证明把平等的基本原则应用于所谓的“畜生”一点也不荒谬。我相信,只要梳理一下我们反对种族或性别歧视的终极理由,我们就会得出这个结论。我们还将发现,如果我们在为黑人、妇女和人类中其他被压迫团体要求平等的同时,却又否认对非人类动物去平等关心,我们的平等理论就将缺乏坚实的基础。

  当我们说所有人(不论种族、职业、性别如何)都是平等的时候,我们所要维护的究竟是什么呢?那些想捍卫不平等的等级社会的人经常指出,不管我们选择什么作标准,所有人都不是完全平等的。不论是否喜欢这一点,我们都必须面对这样一个事实:人们生来就具有不同的外形和体格,他们长大以后所获得的道德能力、智力、满足他人需要的仁慈情感及其敏感度、表达能力、体验愉快和痛苦的能力等都千差万别。总之,如果对平等的要求是基于所有的人的事实平等,那我们就只得停止要求平等了。这可能是一种不合理的要求。

  不过,有人也许还会求助于这样一种观点:要求人们之间的平等是基于不同种族和性别的现实平等。尽管作为个体的人千差万别,但在种族和性别之间却不存在这类差别。从一个人是黑人或妇女这样一个纯粹的事实,我们不能推出关于这个人的任何论断。也许可以说,这正是种族歧视主义和性别歧视主义的错误所在。白人种族主义者宣称,白人比黑人优越,但这是荒谬的——虽然在个体之间存在着某些差异,但某些黑人在天赋和能力方面是优于某些白人的。性别歧视主义的反对者所说的同样是:一个人的性别并不能决定他或她的能力,而这正是性别歧视不合理的原因所在。

  这是反对种族和性别歧视的一种可能方式。但是,真正关心平等的人不应选择这种方式,因为在某些情况下,采取这种方式会迫使我们接受某种极不平等的社会。人类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个体之间而非种族或性别之间,这一事实是对那些维护等级社会的人的有力回击。但是,个体的差异超越了种族或性别界限这一事实的存在,并不能帮助我们反对那种更为狡猾的拒斥平等的人。这种人提出,例如,智商高于100的人的利益高于那些智商低于100的人的利益。这种基于智商的等级社会是否真的就比那种基于种族或性别的等级社会更好呢?我想不是。但是,如果我们把平等的道德原则建立在(被视为一个整体的)种族或性别的事实平等的基础之上,那么我们反对种族歧视主义和性别歧视主义的理论就不能为我们提供任何反对这种(基于智商的)不平等主义的论据。

  不能把对种族歧视主义和性别歧视主义的反对建立在任何一种事实平等、哪怕是有限的事实平等(它假定天赋和能力的差异是平均地分布于不同种族或性别之中的)的基础之上的另一个重要理由是:我们没有绝对的把握说,不论人们的种族或性别如何,这些天赋和能力确实是平均地配置在他们身上的。就实际能力而论,种族之间、性别之间似乎确实存在着某些巨大的差异。当然,这些差异不是在每种情形中都显现出来,而仅仅是就平均数而言,更重要的是我们还不知道,这些差异究竟有多少是源于各种族和性别的不同遗传因素,又有多少归因于社会环境的差异(而社会环境的差异又是由过去和目前的歧视造成的)。所有这些重要的差异也许最终将被证明是源于环境而非遗传。反对种族歧视主义和性别歧视主义的人肯定会希望结果如此,因为这会使得扫除歧视更容易一些。但是,把对种族歧视主义和性别歧视主义的反对建立在人们之间的所有差异都源于环境这一信念之上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一旦能力的差异最终被证明的确与种族的基因有着某些联系,采取这种方式反对种族歧视主义的人就将不可避免地要败退,而种族歧视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反而是合理的了。

  对于反对种族歧视主义的人来说,把他的反对理由建立在某个要在遥远的将来才能由科学来解决的教条主义承诺上,是很愚蠢的。尽管那种认为种族和性别之间某些特定能力的差异主要源于遗传基因的观点不是结论性的,但认为这些差异主要是由环境决定的观点也非定论。如果我们的考察到此为止,我们还是不能断定哪一种理论正确,尽管我们中的许多人希望后者正确。

  值得庆幸的是,我们没有必要把追求平等的理由建立在科学研究的特定结论之上。要恰如其分地回击那些宣称已发现了种族和性别之间能力差异的遗传基因证据的人,我们就不能死死抓住基因解释是绝对错误的这一信念不放,不论我们发现了何种与基因解释相悖的证据。相反,我们所要澄清的是:对平等的要求并不依赖于智力、道德天赋、体力或类似的事实。平等是一种道德理想,而不是对事实的一种简单维护。我们找不到可以令人折服的逻辑理由来假定:两个人在能力上的差异可以证明我们在满足其需要和利益时重此轻彼的合理性。

  人类的平等原则并不是对人们之间的所谓事实平等的一种描述,而是我们应如何对待他人的一种规范。

  边沁通过下述准则把道德平等的重要基础融会进了他的功利主义伦理学体系中:“每个人的利益都应考虑进去,绝不能重此轻彼。”换言之,受某个行为影响的所有人的利益都必须被考虑进去,并且把他们的利益看得与别人的利益同样重要。晚期的功利主义者西季威克把这一观点表述为:从宇宙的观点看(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任何个体的善都不比其他个体的善更重要。近来,现代道德哲学的许多大师又都不约而同地把类似的要求(对每个人的利益都给予同样的关心)作为其道德理论的基本前提,尽管他们在如何更好地表述这些要求方面尚未达成共识。

  我们对他人的关心不应取决于他们的外表或他们有什么能力,这是平等原则的课题中应有之意——尽管这种关心要求我们所做的事情会因那些受我们的行为影响的人的性格不同而有所不同。这才是我们反对种族歧视主义和性别歧视主义的终极理由;而且也正是根据这个原则,我们才谴责物种歧视主义。如果较高的智力不是一个人把他人作为实现其目的的工具的理由,那么它又如何能成为人类剥削非人类动物的根据呢?

  许多哲学家都已经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把平等地关心利益的原则视为一个基本的道德原则;但是,如我们将很快看到的那样,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没有认识到,这个原则不仅适用于我们自己,而且适用于其他物种成员。边沁是少数认识到这一点的人士之一。在英国统治的全盛时期,人们就像对待动物那样对待黑人奴隶。那时,边沁就高瞻远瞩地写道:“总有一天,其他动物会要求这些除非遭专制之手剥夺、否则绝不放弃的权利。法国人已经发现,黑色皮肤不再是一个人无端遭受他人肆意折磨的理由。人们总有一天也会认识到,腿的数量、皮肤的柔毛或骶骨终端的位置不是驱使某个有感觉能力的存在物遭受同样痛苦命运的充分理由。确定这个不可逾越的道德分界线的根据究竟是什么呢?是推理能力或交谈能力吗?然而,与生长了一天、一个星期或一个月的胎儿相比,一匹成熟的马或狗是更善交谈更有理性的。就算事情不是这样,它又能给我们带来什么益处呢?问题的关键不是:它们能推理或它们能交谈吗?而是:它们能感受苦乐吗?”

  在这段论述里,边沁把感受苦乐的能力视为一个存在物获得平等关心的权利的根本特征。感受能力(更准确地说是感受痛苦、愉快或幸福的能力)并不是某种性质与语言能力或更高级的计算能力相同的另一种特征。边沁的意思并不是说,那些试图划定一条能决定某个存在物的利益应否得到关心的“不可逾越的界线”的人,刚好选择了那些错误的特征。感受痛苦和享受愉快的能力是拥有利益的前提,是我们在谈论真实的利益时所必须满足的条件。说一个小学生踢路边的石头是忽视了石头的利益,这是荒谬的。一块石头确实没有利益,因为它不能感受苦乐。我们对它所做的一切不会给它的福利带来任何影响。但是,一只老鼠却拥有不遭受折磨的利益,因为如果遭受折磨,它就会感到痛苦。

  如果一个存在物能够感受苦乐,那么拒绝关心它的苦乐就没有道德上的合理性。不管一个存在物的本性如何,平等原则都要求我们把它的苦乐看得和其他存在物的苦乐同样(就目前能够做到的初步对比而言)重要。如果一个存在物不能感受苦乐,那么它就没有什么需要我们加以考虑的了。这就是为什么感觉能力(用这个词是为了简便地表述感受痛苦、体验愉快或幸福的能力,尽管不太准确)是关心其他生存物的利益的唯一可靠界线的原因:用诸如智力或理性这类特征来划定这一界线,是一种很武断的做法。

  当其利益与其他种族成员的利益发生冲突时,种族歧视主义者常因过分强调自己种族成员的利益而违背了平等原则。同样,物种歧视主义者也为了他自己这一物种的利益而牺牲其他物种成员的更重要的利益。这两种歧视主义使用的都是同一种推理模式。大多数人都是物种歧视主义者。现在我们就来简要地描绘一下某些体现了这种歧视的实例。

  对于人类中的大多数,特别是居住在城市工业化社会中的人来说,与其他物种成员最直接的接触是在吃肉的时候:我们吞食它们。

  在吞食它们时,我们仅仅是把它们当作达到我们的目的的工具。我们都把它们的生命和幸福看得低于我们对某道特殊菜肴的嗜好。我特意用了“嗜好”一词,因为这纯粹是满足我们的口腹之欲的问题。即便是为了满足营养的需要,也没有必要非要食用肉类,因为科学已经证明,食用豆类、豆制品和其他高蛋白蔬菜产品比食用肉类能更有效地满足我们对蛋白质和其他重要营养品的需要。

  我们为满足自己的嗜好而虐待其他物种的行为不仅仅表现在对它们的杀戮上。我们施加在活着的动物身上的痛苦,比之于我们准备杀戮它们这事实来,更淋漓尽致地展现了我们的物种歧视主义态度。为了能给人们提供与其昂贵价格相当的美餐,我们的社会容忍了那种把有感觉能力的动物置于戕害其性情的环境里,并使它在痉挛中慢慢结束其生命的烹饪方法。我们把动物当成一个能把饲料转换成肉食的机器来看待;只要能带来更高的“转换率”,我们无所不用其极。正如在这个问题上的一位权威所说,“只有停止追求利润,人们才会认识到其行为的残酷性”。

  如我所说的那样,由于所有这些实践都仅仅是为了满足我们的口腹之欲,因而我们为饱餐而饲养和杀戮动物的实践就不过是下述态度的一个昭然若揭的例证:为了满足我们自己的琐屑利益而牺牲其他存在物最重要的利益。要避免成为物种歧视主义者,我们就必须停止这类实践;我们每个人都负有停止支持这类实践的道德义务。我们的习惯就是对肉品工业的最大支持。决定放弃这种习惯也许有一定困难,但不会比一个美国南方白人反对其社会传统而释放他的奴隶更困难:如果我们连自己的饮食习惯都不能改变,我们又有什么资格去谴责那些不愿改变其生活方式的蓄奴主义者呢?这种形式的歧视还可在广为流行的对其他物种所做的实验中观察到。这些实验的目的是为了观察某些物质对人是否安全,或检验某些有关严惩对于学习的影响的心理学理论,或是试图查明某种新出现的物质的构成成分……

  以往关于活体解剖的争论常常忽略了这一点,因为这种争论总是以绝对的形式出现的:如果在一个动物身上做实验能拯救成千上万人的生命,那么主张废除活体解剖的人是否准备让这些人死去呢?回答这一纯假设性问题的方法是提出另一个假设:如果在一个幼小孤儿身上做实验是拯救许多人的生命的唯一方法,那么实验者准备去做这个实验吗(我说“孤儿”是为了避免父母情感的介入,尽管在这样做时我已经让了实验者一把,因为实验所用的非人类动物标本并不是无父母者)?如果该实验者不准备用幼小的孤儿、而用非人类动物做实验,那他纯粹就是出于歧视了。因为与婴儿相比,成熟的类人猿、猫、老鼠和其他哺乳动物都能更清楚地意识到发生在它们身上的事情,更能自我控制,对苦乐的感受(就我们目前所知)也更敏感。似乎并不存在某种只有婴儿具有、而成熟的哺乳动物却不具有(在同等或更高程度上)的能力特征。有人可能会争辩说,在婴儿身上做实验之所以是错误的,是因为只要条件允许,婴儿最终将发展到高于非人类动物的状态。但是,为了与此保持一致,人们就得反对流产,因为胎儿也具有和婴儿一样的潜能——事实上,从这种观点来看,甚至避孕和节育也是错误的,因为只要能恰当地结合,卵子和精子也具有上述潜能。无论如何,这种观点仍然没有给我们提供任何理由,使得我们可以挑选一个非人类动物,而非一个大脑已遭严重的不可逆伤害的人来做实验对象。

  如果一个实验者认为,在一个其感情、意识、自我控制力等方面都相当于或低于动物的人身上做实验不合理,因而就在非人类动物身上做实验,那么,他这种行为所展现的就不过仅仅是他喜爱他这一物种的偏见而已。那些了解大多数实验给动物所造成的恶果的人都不会怀疑,如果消除了这种偏见,那么人们用作实验对象的动物数量就会比目前少得很多。

  在动物身上做实验并吞食其肌肉,这是我们社会中物种歧视主义的两种主要形式。比较而言,物种歧视主义的第三和第四种形式也许不那么重要,不过,本文的读者对它们可能更感兴趣。我指的是现代哲学中的物种歧视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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