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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0字的不忘国耻振兴中华经典文章

  在我们中国的历史上,有着辉煌的灿烂文化,还有些强大的发明,比如四大发明里的火药、指南针、造纸术、印刷术,还有举世文明的皇家园林:圆明园。可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前,我国出现了一个百年恶梦,那就是抗日战争,我们多少中国同胞被杀害了,圆明园也毁灭了,这是多么残酷的历史呀!

  像南京大屠杀,早在1937至1945年中国抗日战争期间,中华民国在南京保卫战中失利、首都南京于1937年12月13日沦陷后,日军于南京及附近地区进行长达数月的大规模屠杀。其中日军战争罪行包括抢掠、强奸、对大量平民及战俘进行屠杀等。屠杀的规模、死伤人数等没有世界共同认可的数字,但一般认为死亡人数超过30万。而这次杀掉了我们多少南京同胞呀!死亡人数都超过30万了,这个是一个惊人的数字了!

  少年兴则国兴,少年强则国强。我们要振兴中华,不要让我们中国受别人的侵害。像现在,我国强大了,在1949年10月1号,我国新中国成立了,振兴了中华。在成立以后,我们的科学也发展了,航天事业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新突破,像我们发射了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于1970年,“同步实验卫星”于1984年发射成功,“神州一号”于1999年发射成功,,“神州五号”于2003年10月发射成功,“神州六号”于2005年10月年射成功,还有绕月卫星“嫦娥一号”于2007年发射成功等都是中国航天事业的新突破,也是值得我们全中国人民的骄傲的事情。

  我们一定要鼓起勇气,做一个勇敢地青年,我们也一定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长大也要为祖国作出贡献,为航天事业取得一个又一个的新突破,也要为科学发展作出杰出的贡献。

  中国人民永远也不会忘记,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以士兵失踪为借口,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从此,中国人民走上了艰难的抗战征程;中国人民永远也不会忘记一个又一个不平等的条约,使中国从一个泱泱大国变成了一只任人宰割的肥羊。中国人民不会忘记,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让这座世界上最辉煌壮丽的建筑顷刻间变成一片焦土和瓦砾。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有多少志士任人,多少革命先辈抛头颅,撒热血,以钢铁般的意志和无所畏惧的气概,以顽强不屈的精神和众志成城的力量战胜了帝国主义。

  沧海桑田,风雨坎坷,伟大的祖国历尽磨难。我们肩负着跨世纪的历史使命,我们不甘心落后于前人,我们要继承和发扬先行者留给我们不怕困难,开括前进的大无畏精神。

  少年兴则国兴,少年强则国强。我们要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正确认识祖国的历史与未来,热爱祖国的大好河山。祖国的领土不能丢,不能被分裂侵占。

  历史的书面仍在不倦地翻动,复兴中华民族的历史呼吁在古老版图上回荡不息,那雄浑的声音使每颗灼热的心为之震撼。用我们的智慧和勇气扬起理想的风帆!用我们的青春和热血谱写出前不负于古人,后无愧于千秋万代的历史新篇章!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就有拼命硬干的人,就有舍身求法的人,就有为民请命的人------他们是中国的脊梁。一切探索救国救民的先辈们是中国的脊梁,伟大的抗战英雄是中国的脊梁,而我们,必将成为新世纪复兴中华民族的脊梁,就是因为有这么多的脊梁,中国才会有振兴的一日!

  岁月的长河淌过浸透血泪和屈辱的近代史,历史的渺渺尘烟,掩盖不住世纪的风雨。近半个世纪的求索与攀爬,沧桑印证着我们前进的步伐。那段艰苦的岁月已渐行渐远。但12月13日这个饱蘸鲜血的日子,我们怎能忘记,我们的孩子更不可忘记。12月12日下午,小学部五年级全体师生在校学术报告厅举行了 “勿忘国耻,振兴中华”演讲活动。在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日里,孩子们又接受了一次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

  12月的天气已令人战栗,在几天的演讲准备过程中,每个孩子都忙得热火朝天,从收集资料,到撰写演讲稿,到班级选拔。他们一次次走进了凄惨的岁月,那不堪回首的一幕幕令他们痛恨了无数次。演讲中选手们慷慨激昂,从万历帝到努尔哈赤的铭文明亡清兴,从康乾盛世到咸丰帝火烧圆明园,历史的光辉与惨淡印在他们沸腾的爱国之心。近代的屈辱历史,南京大屠杀血琳琳的惨案令每一名同学痛彻心扉,回首那段充满血光的历史,那段涨满血泪的国仇家恨,胸中燃起无限的尊严与责任。同学们情动于衷,情不自禁的唱起《我的中国心》。“凄凉读尽支那史,几个男儿非马牛?”“落后就要挨打。”“灾难唯有进步来补偿,尊严唯有奋发来捍卫!” “牢记历史,不忘过去,奋力拼搏,振兴中华”在孩子们的誓言中我们看到了他们强烈的民族精神和爱国热情,看到了他们幼小的心灵中沉重的历史责任感。虽然活动只有短短的一个小时,但对于同学们的是无限的鼓舞,他们暗下决心:“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以史为鉴,努力学习,振兴中华”。

  同学们,处在21世纪富强的新中国,我们不会忘记,几十年前日寇对我们中国的大举侵略,使多少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使中华人民蒙受了巨大的耻辱,使一条条英勇的生命消逝在黄沙战场,使无数大好河山在几年时间就全部沦丧……

  ???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震惊中外的“7·7卢沟桥事变”。从此,中国人民走上了艰难的抗战征程。抗日战争长达8年之久,革命先辈以钢铁般的意志和无所畏惧的气概,以顽强不屈和众志成城的力量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可是,中国人民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赵尚志、刘胡兰等一大批优秀的中国员为此献出了生命。抗日战争成为我国痛苦的历史回忆,把仇恨和耻辱刻在了中国人民的心中。

  ?? 中华人民永远不会忘记历史上长达8年的抗日战争;不会忘记1931年9月18日的“九一八事变”;不会忘记1937年12月13日的南京大屠杀;不会忘记中国政府被迫签订的一个又一个不平等的条约,让中国从一个泱泱大国变成的一文不值;更不会忘记1860年10月6日,英法联军闯入圆明园,夺走了许多奇珍异宝,抢走了中国的名人书画等。1860年10月18和19日,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使这座世界上最大的博物馆、艺术馆,最美丽的建筑变成一片灰烬。

  ??60年前的战火硝烟虽已散尽。但历史不能忘记,中国人民浴血奋战所铸就的爱国主义精神依然是我们这个时代最珍贵的财富。

  ? 同学们,我们是祖国的希望。只有我们努力学习,奋发图强,祖国才会越来越富强,越来越发达。??

  亲爱的同学,敬爱的老师,大家好!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不忘国耻,振兴中华”!

  大家都知道,我们中国曾经有一段屈辱的历史。外国侵略者在中国的土地上横行霸道、肆意妄为,犯下了不可磨灭的滔天罪行。南京大屠杀,拖着沉重的步伐经过了70年。我们又怎能忘却,70年前的那一天,可恶的日本人,在中国烧杀抢掠。三十五万无辜的南京老百姓们,在短短一周内,成为了疯狂的刺刀下的牺牲品,他们没有任何反抗的能力,任凭侵略者在他们身上残暴地发泄着。圆明园,一个当代世界上最大的博物馆、艺术馆就这样被英法联军洗劫一空,又被一把大火烧毁,付之一炬。那其中凝聚着我们中华儿女多少的心血与智慧啊。那些狰狞的表情,猖狂的笑容,无一不揭示着他们那没有人性的躯壳!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被迫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经过8年浴血奋战,洗涮了一百年来被挨打的耻辱,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挽回了我们中华儿女的民族尊严,中华民族由一个背负着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重压,被称为“东亚病夫”的民族,成为傲然屹立于世界东方,令世人瞩目的民族。乱翻的乌云扫清了,祖国迎来了一个黎明。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望着每天与朝霞一道升起的五星红旗,谁又能忘记在70年前,为了打倒日本法西斯,中国所做出的巨大民族牺牲呢?为了祖国领土完事,为了民族的尊严,战士们前仆后继,抛头颅、洒热血。他们用鲜血换来了今天的和平,我们怎能可以忘记呢?

  今天,我们生活在和平安定的社会中,但我们不能忘记以前落后就要挨打的局面,忘记了国耻。古人云:“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我们青少年只有将国耻铭记在心中,以此为动力,奋发图强,学习更加精益求精,不怕吃苦,肯下苦功夫,报着“为中华之掘起而读书”的信念,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才能担负起建设祖国的重任。中国人的苦难与抗争,求索与奋进,创业与搏击,无不可歌可泣,激励今人,昭告后世,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对民族精神的深刻理解与弘扬,对先辈业绩的追思与兴大,必将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流入强大的动力。

  我们是21世纪的接班人,我们会经受一次又一次的锻炼,迈开沉着而坚定的步伐,向光辉的未来继续前进。最后,让我们高呼“不忘国耻,振兴中华”!

  展开全部九·一八事变指1931年9月18日在中国东北爆发的一次军事冲突和政治事件。冲突双方是中国东北军和日本关东军。根据冲突爆发的日期,史称「九·一八事变」。由与当时中国东北地区称为满洲,因此日本方面将这次事变称为「满洲事变」。

  九·一八事件爆发后,日本与中国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而在日本国内,主战的日本军部地位上升,导致日本走上全面侵华的道路。这次事件爆发后的几年时间内,东北三省全部被日本关东军占领,因此被中国民众视为国耻,直至今日,九月十八日在中国许多非正式场合都被称为「国耻日」。在国际上,这起事件经常被拿来与纳粹德国的国会纵火案相提并论。

  1921年华盛顿九国会议后,日本开始大规模裁军。1921年日本的军费为七亿三千万日元,1930年则裁减到五亿日元以下,裁减额达40%。可是大规模裁军却引起了军人们的强烈不满。自从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一直奉行军事优先的原则,培养了大批职业军人。对于职业军人来说,除了军事以外他们没有其他特长,裁军等于砸他们的饭碗。此外,裁军以前职业军人是社会上最受尊敬的人,军队是最光荣的职业。但裁军开始后,职业军人一下变成社会上多余的人,最好的学生不再报考军事院校,一些饭店甚至拒绝穿军服者进入。裁军给职业军人们带来的失落感和焦躁感是可想而知的。

  不满的军人开始秘密集会,天剑党、樱会、一夕会等军人秘密组织纷纷成立,后来广为中国人所熟悉的东条英机、冈村宁次等人,都是一夕会的成员。不过当时最有名的还是石原莞尔,是他提出“满蒙生命线”的理论。石原也是后来9·18事变的主谋。

  1905年,日本在日俄战争中获胜,通过日俄讲和条约,将中国旅顺、大连等地的租借权和长春-旅顺的铁路及附属设施的财产权利占为己有。此后,日本创立「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并有关东军负责铁路沿线的警备。

  1927年6月,日本召开「东方会议」,并制定了《对华政策纲要》(即田中奏摺)。在田中奏摺中曾经提到:「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惟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国征服,其他如小中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这份奏摺在1929年被曝光,当时的国民政府以及日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均认为是日本奉行侵略中国政策的证明。

  田中奏摺的真实性受到包括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日本研究所所长蒋立峰在内的学者质疑,当前的主流说法多认为其应为国民政府所伪造。然而时至今日查考史料及历史脉络,当时日本图谋全面侵华已久确为事实。

  当初,日军与东北军阀张作霖维持了合作关系,但渐渐的,日本开始将张作霖视为障碍。1928年,关东军将张作霖乘坐的列车炸毁,张作霖重伤不治身亡,史称皇姑屯事件。日本关东军希望籍此事件造成东北出现群龙无首的局面。

  皇姑屯事件并未引起日军所期待的东北混乱,相反,1928年12月29日,张作霖的继承人张学良突然宣布全东北易帜,接受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的领导。张学良进一步对日本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并开始在南满洲铁路附近建设新的铁路设施,通过低廉的价格与之竞争,导致南满洲铁路陷入了经营危机。感到危机感的关东军不断提出抗议,但张学良并不愿意妥协。因此日军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等人决定发动战争来夺得主导权。

  1931年,中国人郝永德,未经政府批准,骗取万宝山村附近12户农民的土地,并违法转租给188名朝鲜人耕种水稻。这些朝鲜人开掘水渠,截流筑坝。这一工程侵害了当地农户的利益,马家哨口200余农民上告。吉林省政府批示:「令朝侨出境」。然而日本驻长春领事田代重德,派遣日本警察制止朝鲜人撤走,且限令于7月5日前完成筑渠。7月1日,中国农民400余人,联合起来平沟拆坝。7月2日,日本警察平沟的中国农民,双方对峙,后日本增武装警察,在日本军警保护下,工程于7月5日完成。同时,日本通过朝鲜日报记者金利三,捏造新闻,说朝鲜人在万宝山被杀,掀起朝鲜半岛大规模的排华活动,当地华侨死伤数百人。日本却以此次事件诬陷中国伤害朝鲜侨民。

  1931年6月,日本关东军中村震太郎大尉和井杉延太郎在兴安岭索伦一带作军事调查,被中国东北军兴安屯垦公署第三团团副董昆吾发现并扣留,在证据确凿情况下,团长关玉衡下令秘密处决中村震太郎。日本藉机宣称东北军士兵因谋财害命而杀死中村,威逼中国交出关玉衡,并在日本民众中煽风点火,用「中村事件」和「万宝山事件」诬陷中国「损害日韩移民」。

  1931年9月18日傍晚,日本关东军虎石立守备队第2营第3连离开原驻地虎石台兵营,沿南满铁路向南行进。夜22时20分左右,不部队长官柳条湖分遣队队长河本末守中尉为首一个小分队在奉天(现沈阳)北面约7.5公里处的柳条湖南满铁路段上引爆小型炸药,炸毁了小段铁路。并将3具身穿东北军士兵服装的中国人尸体放在现场,作为东北军破坏铁路的证据。

  爆炸后,驻扎中方北大营和沈阳城的日军兵分南北两路,向中国军队驻地北大营进攻。南军为平田幸弘指挥关东军第2师步兵第2旅第29团,北军为岛本正一指挥的铁路守备队第2营。

  当时,北大营驻守的东北军第七旅毫无防备,被打得措手不及。而事前张学良曾训令东北军不得抵抗,驻守部队并未做出激烈反击。第七旅三个团中有两个团按指示撤走,只有王铁汉的620团未及时接到撤退命令,被迫自卫抵抗,最后突围撤走。由于执行不抵抗命令,北大营逾万名守军被只有500多人的日军击溃。

  日军在沈阳当独立守备队向北大营进攻的同时,关东军第2师第3旅第29团向奉天城攻击。9月19日凌晨,关东军司令本庄繁下令:辽阳的第2师主力增援对奉天的进攻;独立守备队第3营进攻营口、第4营进攻凤凰城、安东(现为丹东);第2师第3旅主力、骑兵第2团、独立守备第1营分别进攻长春宽城子、二道沟、南岭等地。至9月19日10时,日军先后攻占奉天、四平、营口、凤凰城、安东等南满铁路、安奉铁路 (安东-奉天)沿线座城镇。长春地区的东北军自发反击,战至次日,长春陷落。9月21日,东北边防军驻吉林省副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熙洽率部投敌,日军第2师主力占领吉林。

  10月1日,东北军黑龙江洮南镇守使张海鹏投敌,且奉日军命令派出3个团进攻齐齐哈尔。10月16日在嫩江桥,被黑龙江省防军击退。守军炸毁嫩江铁路桥的第1、第2、第5号桥,以阻止日伪军进犯。10月26日,关东军第2师第29团占领四洮铁路(四平-洮安)沿线日,关东军嫩江支队攻击嫩江桥北守军。黑龙江省政府代主席兼代东北边防军驻江副司令长官马占山指挥3个旅,5个团共1.6万余人进行江桥抗战,战至11月18日,终因伤亡惨重而弃守省城齐齐哈尔,撤往克山、海伦。11月19日,日军攻陷齐齐哈尔。

  张学良在事件爆发后离开奉天,带领属下转移到锦州。1931年10月8日,关东军派出12架轰炸机空袭锦州。对此,南次郎陆军大臣依然对若槻礼次郎首相声称「由于受到中国军队的防空炮火攻击,才不得已采取自卫行动。」,此后关东军发表公开声明,宣称「张学良在锦州集结大量兵力,如果置之不理,恐将对日本权益造成损害。为了尽快解决满蒙问题,关东军有必要驱逐锦州政权。」此后,币原主张的国际协调主义外交政策受到了严重的挫折,日本在军国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日军攻占黑龙江省主要城镇后,开始进攻辽西地区。12月15日,关东军进攻锦州。12月17日,日本陆军中央部由日本本土增派混成第8旅,并从朝鲜调第20师司令部、混成第38旅、重轰炸飞行中队以增援关东军。12月28日,第2师主力渡过辽河进攻锦州;12月30日,混成第39旅进攻打虎山(现为大虎山)。1932年1月3日,第20师司令部率混成第38旅占领锦州。驻锦州的东北军第12、第20旅和骑兵第3旅已奉命撤退至河北滦东地区和热河。1月28日关东军第3旅由长春向哈尔滨进犯,同时从辽西地区调第2师增援。当时为了转移国际社会对满洲的关注,日本在国际大城市上海挑起事端,引发了一二八事变。1月31日,依兰镇守使兼第24旅旅长李杜率吉林自卫军进行哈尔滨保卫战。激战五天,自卫军伤亡惨重,撤往宾县。2月5日,日军攻陷哈尔滨。

  由于受到了国际舆论的普遍谴责,关东军不敢悍然武力占领满洲全境,因此考虑建立傀儡政权。当时担任特务机关负责人的土肥原贤二大佐游说了已经退位的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当时关东军以复兴满清为条件,说服溥仪回到东北。11月10日,溥仪从天津出发,11月13日到达营口,最后停留在驻守旅顺的日本军营内。

  1932年3月1日,日本扶植的满洲国正式成立。溥仪担任国家元首,首都定在「新京」(现在的长春),年号定为「大同」。上述宣言都在东北行政委员会委员长张景惠的公馆发表。国际联盟强烈谴责日本政府的行为,并不承认满洲国政府的合法性。日本表示抗议并且脱离国联。

  1932年9月15日,日本与满洲国签订《日满议定书》,满洲国承认日本的既得权益,并允许关东军在满洲国内驻军。

  9月19日,中国驻国际联盟的全权代表施肇基向国联报告事件,请国联主持公道;

  事发当时,张学良称接获蒋介石电令:「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挑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但在1991年其重获自由后,张学良在各种场合多次承认「不抵抗」的决策完全是其一人所为,与蒋介石无关。

  事件发生之后,9月22日,蒋介石向全国人民宣称:「此刻必须上下一,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之态度,静待国际公理之判断。」

  当时报刊对事件及不抵抗政策的有关报导蒋介石当时以「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未有国不 统一而能取胜於外者。」为原则,以先消除的反对势力,再集结力量对抗日本军等外来势力为方针。

  尽管日本在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多次挑衅,张学良仍于9月6日致电东北军参谋长荣臻及东北三省政务委员会:「现在日方对我外交渐趋积极,应付一切,极宜力求稳慎,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希迅即密电各属,切实注意为要。」

  在九一八事变中,张学良落下了「不抵抗将军」的评价。然而对于张学良的不抵抗行为,后来逐渐评价为:他错误判断日军目的,若其知道日军并非「寻事」,而是要吞并东北。作为东北少帅,他不至于会将东北拱手让给日本。张学良1990年接受日本国营电视台(NHK)采访时,表示他当时认为「战争不合乎日本政府的利益,日本政府应会约束关东军」。

  正是由于国民政府实行的不抵抗政策,日本关东军才敢于悍然发动侵占中国东北的战争,以1万余人进攻有14万人中国东北军,并在短短半年内占领东北三省。

  9月20日,中国中央委员会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谴责日军侵略。

  9月22日,中共中央通过《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向全党指出:“立刻发动与组织广大工农群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满洲”是党的中心任务,特别在满洲应组织武装力量,“直接给日本帝国主义以严重打击”,并连续多次发表宣言,作出决议,声讨日本法西斯的侵略罪行,揭露蒋介石的反动政策,号召全国人民奋起抗击日本侵略者,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侵略者出中国,以求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和独立。

  在中国的号召和一些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下,全国人民掀起了空前规模的抗日救国高潮,北平、上海、南京、天津、杭州、武汉、太原、广州、济南、福州等地的大中学生和市民纷纷集会游行,通电抗日救国,并结队赴南京请愿、示威,要求政府出兵抗日。

  1931年9月19日,日本政府召开紧急内阁会议。南次郎陆军大臣强调这是关东军的自卫行动,但是币原喜重郎外务大臣(男爵)怀疑这是关东军的阴谋,并且试图通过外交手段解决这次事端。9月24日,内阁会议决定了「不将事态进一步扩大」的方针。然而关东军无视政府的决定,以自卫为名,不断扩大战线。

  12月11日,若槻礼次郎内阁总辞。次日,犬养毅任首相兼外相,荒木贞夫任陆军大臣。

  1932年3月12日,犬养毅内阁作出决定「满蒙市从中国本土分离独立的统治地域,今后,(日本将)帮助其建立国家体制。」事实上,日本政府在这次事件上被动地被独断专行的关东军制约。(同年日本爆发五一五事件,犬养毅被暗杀。)

  国际联盟派出调查团调查事变始末。1932年10月2日,该调查团发表李顿报告,指出日本发动的事变是侵略中国的行为。由于国联拒绝承认满洲国为独立国家,令日本撤出国联。调查团在事变后一年多后才发表报告,诚然是为时已晚—日本不理会国联的谴责,继续侵略行动。

  我国驻英公使郭泰祺在国联特会上演说,反对国联对中国问题不顾多数国家的反对,仅秉英、法两国之意旨草拟袒日报告书。

  1932年1月7日,美国国务卿亨利·史汀生向日本和中国发表照会,宣布日本对满洲的侵略是对中国领土内政的干涉,违反了巴黎非战条约,因此美国政府对此不予承认。这被称为「史汀生主义」。中国和当时欧洲各国对此都普遍表示赞同,但是日本却无视这一通告。

  美国对九·一八事变的反应,经历了一个由消极观望,到与国联合作,再到不承认主义的过程,总的趋势是朝着逐渐强硬的方向发展.但由于美国没有采取强有力的实质性行动,美国的反应对日本的遏制是软弱无力的

  9月28日,南京、上海的二千多学生请愿,冲击国民政府外交部。外交部长王正廷被学生打伤,后被迫辞职。

  1931年7月,由于万宝山事件,日本煽动朝鲜排华,中国国内再次爆发抵制日货运动;九一八事变后,运动愈演愈烈。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1991年9月18日在沈阳开放了九一八事变陈列馆。前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在1997年访华时拜访过这个地方。9月18日被不少中国人认为是「国耻日」,而中国民间要求将9月18日定为国耻日的诉求也不时出现。

  沈阳市从1995年始,每年在9月18日晚上鸣响防空警报3分钟,以警示民众勿忘国耻。

  1931年的今天,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这场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空前的灾难和损失,也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历史血鉴。今天,面对第76个“九一八”,勿忘国耻,我们思考的应当更多、更深。

  其一,勿忘国耻当思国运。走进沈阳市“九一八”历史博物馆,让人深思再三的莫过于“国运”二字。从高耸的残历碑到蜿蜒的展厅,如同是用一串串“难”字勾画出的国难图,国家的灾难、民族的苦难、抗争的磨难……抚今追昔,百感化作一念:当苦日子离去的时间越久远,当富日子光临的越急匆,我们心系国家、民族的命运,如何才能让国耻一去不复返?历史实践告诉我们,国家与民族的兴衰成败,需要全国人民的人心支撑,而要把十三亿人的力量凝集起来,惟有坚持中国的正确领导。

  其二,勿忘国耻当思发展。76年前,我国经济落后也是造成国门洞开、生灵涂炭的一个重要原因。看昨天知国耻,看今天想国兴,看明天盼国强。只有致力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增强综合国力,国家才能长治久安。为了不再做“弱肉”,不再被“强食”,我们必须励精图治、奋发图强,以科学发展来大踏步地向前追赶。我们要清醒地看到,我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口多、底子薄,生产力不发达的状况没有根本改变;我国经济总体规模虽然比较大,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还排在世界100位之后。面对现实,倍感发展之急迫,不思发展就如同当年的不抵抗,有发展才谈得上民族尊严,才能在抓住机遇迎接挑战中,使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真正巍峨挺立。

  其三,勿忘国耻当思忧患。古往今来,我们的民族不乏“忧论”:忧国忧民、居安思危、先忧后乐、进亦忧退亦忧,等等。忧,具有很重要的道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然而,这个道理,似乎没有“直奔主题”,没有“坐落”到目的上——忧患是为了图强,而图强又必须先进。如今,我国人民先进意识大大增强,国家也正在欣欣向荣地强大起来。这是个大醒、大幸。然而,世界风云变幻,“落后就要挨打”还将是一个长久而严酷的现实。因此,面对76年后的“九一八”,正如中央领导同志指出,“居安思危”应成为我们须臾不可忘却的忧患意识。

  史路迢迢,多有一鉴:“兢兢以强,迤迤乃亡”;“盛世不怠,奋发图强”。惟有人人不怠,才有举国不怠;惟有举国不怠,我们民族才能长盛不衰,明天才会更加美好。

  1931年9月18日,盘踞在我国东北境内的日本关东军精心策划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拉开了日本侵华战争的序幕。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土肥原贤二,是“九一八”事变的直接策划者和实施者。

  坂垣征四郎被称为关东军的“大刀”。他1916年从日本陆军大学毕业后,任陆军参谋本部中国课课员,1919年任中国驻军参谋,之后任云南、汉口等处日军特务机关长,1929年任关东军高级参谋。1930年6月,坂垣征四郎在与石原莞尔进行了多次密谋后,组织了横跨中国东北三省的“参谋旅行”。“参谋旅行”是他们策划“九一八”事变的前哨战。他们在哈尔滨、锦州、旅顺等地制定了日军在这些地区作战的攻防战略,在“旅行”中提出了日本占领满蒙的计划,并称,“在对俄作战上,满蒙是主要战场,在对美作战上,满蒙是补给的源泉。实际上,满蒙在对美、俄、中的作战上,都有最大的关系”。

  石原莞尔被称为关东军的“大脑”。1918年,他以全校第二名的总成绩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当时曾有人评价说,石原莞尔的头脑是陆军大学“有史以来第一的头脑”。1922年,他留学德国,研究过拿破仑军事思想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史,但他的全部兴趣和爱好,都集中在如何完成日本的侵略扩张方面。1928年10月,他由日本陆军大学教官调任关东军作战参谋,与坂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形成团伙,策划发动了“九一八”事变。

  土肥原贤二是日军中的“中国通”。他1912年从日本陆军大学毕业后,任职于日本陆军参谋本部,随即被派往中国,开始了长达30年的特务生涯。他能讲一口流利的北京话,还会讲几种中国方言,1930年任天津特务机关长,“九一八” 事变前30天,他调任沈阳特务机关长。虽然“九一八”事变发生时,他不在沈阳,但由他主持的土肥原特务机关却是发动事变的中心。事变发生后3天,土肥原贤二即从东京返回,就任沈阳市市长。

  “九一八”事变后,坂垣征四郎任沈阳特务机关长、伪满洲国军政最高顾问,1936年任关东军参谋长,并在1937年以日军第五师团长的身份率日军入侵中国华北。战后,他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定为甲级战犯,并于1948年12月23日被处以绞刑。

  事变后,石原莞尔被任命为关东军副参谋长,后升任日本陆军中将。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石原莞尔见风使舵、混淆视听,逃脱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1949年8月15日,他因膀胱癌病死家中,终年60岁。

  “九一八”事变后,土肥原贤二还参与策划了一系列侵略中国的阴谋事件,如“华北自治”、扶植汪精卫伪政权、“张北事件”“七七”事变等。日本战败投降后,土肥原贤二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定为甲级战犯,并处以绞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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